阿根廷汉学家理事会召集人何广思(Gustavo Alejandro Girado)接受了中国新闻网“东西问”专访,就人工智能时代背景下拉美如何了解中国的议题进行了探讨。在本次专访中,何广思明确指出,目前拉美接触到的关于中国的研究资料大多来自美欧的英文转译,这些知识是“经过折射、带有滤镜的知识”。
从信息源的角度看,这种依赖于西方语言体系进行二次加工和传播的现象构成了了解中国的一个结构性障碍。何广思认为,如果西方世界利用现有数据优势来训练人工智能(AI),那么拉美了解中国的“滤镜”只会变得更厚重;然而,他提出了一个可能的转折点:如果中国能够推动中文原始数据源直接接入全球的AI系统,这将为拉美提供了一条绕过英语“中介”的全新路径。
在讨论人工智能的应用层面时,何广思指出了当前AI技术在学术研究中的局限性。他强调,虽然人工智能可以实现字词的转换和信息的大规模处理,但它缺乏辨别文化深层含义中细微差别的能力。这种能力的缺失,使得工具性的应用容易掩盖知识本身的复杂性和多维性。
就个人实践而言,何广思提到他尚未在正式研究中使用人工智能(AI),原因在于免费使用平台提供的摘要和翻译结果常常存在偏差,这提醒了学术界对技术辅助的审慎态度。因此,他建议年轻汉学家们不应盲目迷信任何工具,而必须将重点放在海量信息中甄别真伪的能力,并在跨文化语境的学习过程中保持高度的清醒意识。
从时间线和背景分析来看,何广思本人具备深厚的学术背景。他的学术职务包括阿根廷汉学家理事会召集人、阿根廷国立拉努斯大学“当代中国研究”研究生专业主任兼中拉研究中心主任以及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教授等多个身份,这些经历使他对区域文化交流的脉络有着深刻的理解。
本次专访的核心议题聚焦于技术进步(AI)与知识传播偏差之间的张力。这不仅是一个技术问题,更是一个关于信息主导权和认知路径选择的问题。读者可以关注到,何广思提出的解决方案倾向于强调“源头接入”的重要性,即让原始、未经过西方语境过滤的中文数据直接进入全球AI模型。
综上所述,何广思的观点为研究者提供了一个重要的警示:在信息爆炸和技术赋能的时代背景下,学术研究必须回归到批判性思维层面,警惕任何可能加深文化认知偏差的技术陷阱。他强调的是一种主动的、有意识的知识获取过程,而非被动地接受AI生成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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